华文出版社

安平先生的新著《胜利日》，为我们展示了胜利者与战败者在同一历史时刻、不同历史空间、不同社会视角的观察和记录，议题聚焦，又视野开阔。讲述从重庆、延安、东京、华盛顿到莫斯科在胜利日前后的反应，是这本书的特色之一。书中呈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既来自伟人，军政人士，还有知识分子，以及平民百姓；它们共同构成了让今人陌生、又惊心动魄的历史图景。

1945年8月15日上午10时，蒋介石来到中央广播电台，分别用中波和短波发表了自己亲自撰写的《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的广播文告》，广播时间近11分钟。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在现场，记述了坐在话筒前的蒋介石的神情：

……蒋安静地坐在重庆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准备告诉中国人民战事业已终结。他和平日一样凝固地沉着。他的头顶剃得净光，不着丝毫白发的痕迹。他的咔叽军装上衣毫无瑕疵，不挂勋章，衣领紧扣在喉头，上有斜皮带勾扣着，一管自来水笔挂在口袋之上。广播室荡热，内中的二十个人汗流浃背，只有委员长看来凉快。他调整着角质框的眼镜，看了看面前桌子上紫红色的花一眼，慢慢地对着扩音器用高调而清爽的声音告诉人民仗已打胜。他说着的时候，室外的喇叭传播着这消息。街上人众认识了他明显的汽车，麇集在石砌的建筑之门外，他可以听到轻微的欢呼之声。

他的演讲历时十分钟。突然地他的头颅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处见形，在这一刹那的松弛，他的平稳之外貌露相，紧张与疲劳在这胜利的关头显现在他人身上。

1945年8月15日，中、美、英、苏国政府同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在电台向全国人民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步出电台。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这一天兴奋莫名。备受压抑的闻一多，立刻找了一家理发店，“这么漂亮的胡子剃掉？”“动手吧，老板，您知道，抗战胜利啦!”他七年前的誓言已经实现。刮掉留下七年的美髯，闻先生突然从一个老头变成了中年人，精神抖擞。民主人士黄炎培深夜里在日记中记下了感受： “夜八时，喧传日本乃真投降，一时远近欢呼，爆竹之声迸发。是夜辗转不能成寐。……天网恢恢，元恶终归殄灭，而死者岂可复生。今日者故妻何在?长子何在?读少陵《闻官军收河南北》诗，感不绝心。忽然想起刘湛恩，忽然想起张在森，以此终夜不能自制。”

1945年8月，延安隆重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东京的心态并非像所谓的武士道精神那样整齐划一。从天皇到军部，从军人到百姓，日本人的心态似万花筒。

裕仁天皇最为牵挂的是如何维护“国体”，保住“天皇制度”。美国人爱德华德莱阿观察到，“他将天皇制度看得比他的人民、他的军队以及他的帝国……都要重要”，“也许盟军的空袭，原子弹的爆照，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以及遭受盟军占领的恐惧，使得日本天皇的意志力彻底垮掉。实际上，很可能是由于他的皇室祖先面临着威胁，以及仍然希望可以维护天皇制度等因素，才使得裕仁天皇的皇帝式抵抗意志走向了崩溃”。因此，天皇发表的投降诏书，不仅没提“投降”，而且还将自身打扮成和平主义者，罪责全在于军人，甚至其通篇诏书，也用一般日本人都不懂的古语来进行发布。

裕仁天皇宣读诏书

这一天，被软禁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町的白人罗伯特·奇兰，见证了日本平民听到诏书的反应：

村里人低着头，毕恭毕敬地聆听着广播里传出来的天皇的声音。这些人过去未曾听到过天皇的声音，对天皇说话的表达方式和讲话的内容，似乎听不大懂。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要播放天皇讲话。广播结束后，把天皇的讲话用现代普通日语进行了说明，村民们才明白了天皇讲话的意思是投降。天皇讲话的表达方式和腔调给奇兰的印象是很象能乐唱词，单调，缺乏感情。曾经聆听过天皇讲话的群众，也用日本古典戏剧的表演形式，来对待他的讲话。

投降诏书让日本陷入疯狂。一些法西斯分子准备政变，一些军人选择自杀，另有些军人对战争结束感到“高兴”，更多的军人等待投降。针对平民，《朝日新闻》为投降诏书配发的评论，竟然出现了“一亿玉碎”的号召。这引起了日本民众的愤怒。有民众致信《每日新闻》，对“一亿总忏悔论”展开愤怒声讨：

让一个人不停地反省，让一个人不断地忏悔，这不是对整个国民开刀吗？直到天皇宣布停战前，我们不都是在拼命地努力吗？……而现在那些达官贵人们有哪一个说“应当反省”，“应当忏悔”了呢？

但是，日本平民“被自杀”的浪潮还是出现。

在冲绳，当地日本守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赤松大尉声称将与美军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要求居民;祈祷皇国万岁、日本必胜!自杀!”下达了“全员玉碎”的命令。

52颗手榴弹被发给居民，于是惨绝人寰的悲剧发生了。家人、亲戚们选择了自杀地点，围在手榴弹周围。一颗一颗手榴弹爆炸了，“瞬间，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婴儿，血肉迸散，惨叫不绝，场面如同地狱。未被炸死者，互相用棍棒击打，或者用剃刀切断颈部动脉，或者用铁锹砸烂脑袋。世上未曾有的悲惨景象，出现在各处的集体自杀场所。

胜利日前后，最忙的还有美国人。事实上，从“无条件”到“有条件”投降，美国人扮演了关键作用。罗斯福生前始终坚持要求像惩罚德国一样，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杜鲁门则改变了主张。杜鲁门的忧虑是一个混乱的日本“将成为共产主义的新阵地”，美国的目标并非要和苏联像分割占领德国那样，美国要独占日本。美国新任副国务卿格鲁，适时提出了意见，“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稳定的力量……靠军部首脑是无法使日本彻底投降的”。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也说明：日本政府会投降，但是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而必须保存并利用日本原有的行政机构。

正是基于利益和判断，美国人“默许”了日本的“有条件”投降。但美国人也许没有想到，当年的“默许”延续至今，成为日本人不承认失败，甚至不承认“侵略”的根源。

出乎意料的是，苏联在胜利日前后扮演的角色，并非像157万苏军直扑关东军那样爽快猛厉!日本人寄望以苏联“出面调停”的方式来停止战争。早在6月29日，天皇致电斯大林说愿意结束战争，并要派近卫文麿出访。苏联以“为了尚无把握的问题而派遣代表前来，此间不能表示欢迎”。虽遭拒绝，日本并不死心，还派前外相广田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频繁接触。7月13日，波茨坦会议之前，日本提出在莫斯科举行日苏会谈。苏联人的回答比较暧昧，“日方若提出具体条件，可由苏联担当居间工作”。斯大林为此推迟一天出发赴波茨坦……

1945年的胜利日，真是超出人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