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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人生(第一卷)
内容简介:
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从苏联回国后,投身大革命。筹备八七会议,曾任中央秘书长。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由于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打成“邓、毛、谢、古集团头子”。长征途中,任中央秘书长,参加遵义会议。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率部坚持华北抗战,参与指挥“百团大战”。他代理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战略进攻序幕。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与刘伯承、陈毅等一起,指挥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粉碎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
在战略决战中,邓小平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夺取淮海战役胜利。随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统率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突破长江防线,解放南京、上海。接着,邓小平和刘伯承统率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
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到中央工作。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整整十年。
作者简介:
薛庆超:长期从事党史研究。曾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副主任李传华三位领导同志的秘书,起草大量党史文件和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工作总结、调研报告等各种文稿。历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学术处处长、科研部主任助理、宣传教育局副局长。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兼任:中央宣传部图书阅评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河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兼职教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党领导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革命圣地党史研究党建实践联盟秘书长等。
多次参与中央大型展览:《复兴之路》展览小组成员,《辉煌60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展览小组成员,《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迎接党的十八大》展览领导小组办公室展览内容组副组长。
多次参与重大理论文献专题片:中央组织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理论文献专题片《信仰》撰稿人之一;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制作的理论文献专题片《苦难辉煌》策划人之一;等等。
薛庆超文集《中国现代史论》(一至十卷):
目录:
旅欧青年·青春岁月
第一章 从四川到欧洲
第二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第三章 军事工作的开端
第四章 23岁的中央秘书长
人生高潮·人生“炼狱”
第五章 创建红七军和红八军
第六章 坚决纠正“左”倾错误
第七章 “红色首都”市委书记
第八章 被打成“邓、毛、谢、古反党集团”(上)
第九章 被打成“邓、毛、谢、古反党集团”(下)
长征精英·民族英雄
第十章 遵义会议上的中央秘书长
第十一章 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第十二章 开始与刘伯承并肩战斗
试读:
第四十五章
七赴莫斯科,稳坐钓鱼台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邓小平长期主管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工作。他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变化,从事了大量国际、党际之间的活动,成为举世公认的国际战略家和外交家。
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中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为新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他善于综观国际风云,洞察内外形势,把握时代特征,广交各方朋友,处理复杂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很多重大事件和重大斗争,并和世界各国许多政党的领导人有过广泛的接触和交往,积累了国际交往、党际交往的丰富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苏联立即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访问苏联,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继之,中国与一系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国防、经济、技术、贸易、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协定,形成了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的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开放格局,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
但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围绕着对斯大林评价和对苏共二十大评价,围绕着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看法,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如何理解等问题,中国共产党投入极大精力,与苏联共产党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
在此期间,受中共中央委托,邓小平多次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以苏共二十大为标志,由于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以及他提出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国际共运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这些矛盾逐渐暴露、不断加深。赫鲁晓夫地位稳固之后,在同其他共产党关系中表现出的大党主义也愈来愈严重。面对苏联的“指挥棒”,各国共产党普遍存在着是否能够维护独立自主原则立场的问题。
从1956年2月出席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率领代表团进行中苏两党谈判,邓小平先后7次到莫斯科。“七赴莫斯科,稳坐钓鱼台”,是他这一时期繁忙对外工作的真实写照。
邓小平第一次去莫斯科是在1956年2月。苏共举行二十大,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中共中央派出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为成员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一个夜晚,赫鲁晓夫就斯大林问题作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近30年执政历史进行重新评价。中共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有着不同的看法。中苏两党关系开始出现重大裂痕。
邓小平第二次去莫斯科1956年10月。东欧发生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后,应苏共要求,毛泽东决定派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率团访问莫斯科,商谈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问题。团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等。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根据毛泽东的电话指示,建议苏共尊重波、匈两国人民的选择。
邓小平第三次去莫斯科是1957年。他作为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几次后,感到谈不通。就让翻译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张纸条:“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请你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我不参加了,好吗?”
从此,邓小平走上中苏交锋的前台。中共代表团以邓小平为首,苏共代表团以苏斯洛夫为首,就会议宣言草案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多次会议,双方在重大问题上争论激烈。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立场十分不满。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东欧一些国家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是“好斗的公鸡”。中国共产党予以批驳。从此,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苏论战揭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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